鹤壁

他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前身），与贺敬之、谢晋同学；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经历惊险曲折，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曾任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鹤壁市政协副主席、鹤壁市文联主席的市文学艺术奠基人——吕艾。

提起吕艾的名字，河南省鹤壁市文学艺术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鹤壁市文学艺术的奠基人，特别是在老文艺工作者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对于他早期的革命经历，人们大都了解不多。

与同学贺敬之合办壁报

吕艾是山东菏泽人，1921年9月生，原名吕兆修，早期因革命工作需要，曾用名吕雪、凡星、长缨等，后改名吕艾。

他少年聪慧，抗战前就读于山东省立某师范学校。1937年冬，日寇占领济南，他随山东流亡学校向大后方转移，学校先流亡到湖北，后又转到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六中），步行3000里，历时约4个月。

在学校里，他和比他小3岁的同班同学贺敬之等人加入了“挺进读书会”，读中外名著和进步书籍。如《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母亲》、《铁流》等，受到了进步思想教育，并与贺敬之合办《五丁》壁报，宣扬进步思想。这个壁报名字取自古代传说，诗歌的篇幅较大，大部分是贺敬之写的。

1939年，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贺敬之准备办一个专刊，邀吕艾写一首纪念长诗。吕艾连夜写出纪念长诗并在贺敬之办的专刊发出后，在广大师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发高烧，贺敬之写诗慰问

那年秋季连日阴雨，吕艾患了重感冒，高烧近40度，又无药吃，数日卧床不起，时常望着窗外的芭蕉出神。贺敬之得知后，急忙赶来探望。为安慰吕艾，贺敬之还即兴写了一首短诗。

那时，贺敬之喜欢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所以写出的诗都带有楼梯格式。当时学校位于四川梓潼县，左为潼江，右为长卿山，风景优美。几乎每天晚饭后，贺敬之都要邀吕艾等同学到江边公路上散步。散步时，贺敬之还将新写出的诗大声朗诵，让大家品评，或把自己的诗稿拿到同学中间传阅，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在贺敬之的影响下，吕艾的创作与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1940年4月底，他与贺敬之等6位同学决定结伴分3组北上奔赴延安，去投考延安鲁艺。前2组长途跋涉40天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贺敬之来信说，国民党沿途设岗，重重封锁，道路已断，不能来了。吕艾接此信后，连连叹气，他痛惜一生最大的愿望未能实现。

贺敬之与吕艾的通信。

贺敬之当年曾写过一首名为《夜》的短诗，描写了他与同学们夜里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情景。

那一年，贺敬之16岁，吕艾19岁。据吕艾后来回忆，如果他与另一个同学能提早动身，与贺敬之他们一起奔赴延安，贺敬之这首诗中所写的“而我们四个”，就成了“而我们六个”了……

考上曹禺任教的国立剧专

1940年夏，吕艾考入在重庆设立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前身），该校在当时是中国戏剧界独一无二的最高学府。

他的老师和同学，大都是我国文艺界的大腕和佼佼者。当时已赫赫有名的电影导演、剧作家洪深（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是他的班主任；蜚声文坛的话剧《雷雨》的作者曹禺（后担任中国文联主席），是他的教课老师，田汉、吴祖光、梁实秋、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叶圣陶、郑君里等都先后在该校担任过教师；电影大师谢晋、凌子风、张瑞芳、陈怀皑是他的同学，曾在电影《南征北战》中饰演敌张军长的项堃和他同班。

刚到剧专时，他在表演系。后来，他又被调到创作班。在上学期间，吕艾和一些进步青年始终与党保持联系，并寻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年底期終考试前，他突然接到党的指示，让他赶到梓潼，乘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吕艾当即放弃考试，因买不起车票，只得步行，以每天步行100里的速度赶到梓潼。但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车已开走，未能去成，他只好回校。

组织进步青年活动小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学生进行清理，吕艾被借故开除。1942年秋，吕艾第二次考入国立剧专。在学校，吕艾同进步同学组织了“进步青年活动小组”，发展进步学生，扩大革命阵容。

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切活动只能秘密进行，还得高度警惕。学生里也有国民党眼线、三青团组织，经常跟踪盯梢，监视进步学生。

当时他们读的进步书籍，都是中共地下工作领导者，《新华日报》副总编刘光给的。这些书藏在校内孔庙的塑像后面，换书都是在傍明四五点钟。读书也只能在野外、城墙根等偏僻地方。传递进步书籍时，多在校园内、操场上，或南城墙边。大家一见面，便手疾眼快地递交过去，然后若无其事地背向而去，俨若陌路之人。“进步青年活动小组”在短短时间里，发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壮大了革命阵容，后有17人到了解放区，投奔革命队伍。

出演曹禺话剧《北京人》

1943年夏，戏剧大师洪森为学校高职科毕业班学生排演曹禺的大型话剧《北京人》。曹禺这时正在重庆，听说后连忙赶回学校指导排演。洪森常说一句话：“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吕艾时时铭记着这一句话。

“北京人”这个角色，洪森本来想找一个身高一米八九的演员，无奈找不到，只好找身高只有1.75米的吕艾来演。他让吕艾身披豹皮，打着赤脚，浑身上下所有裸露在外的部分都一一化了装，以突出其发达的肌肉。

为了想法让吕艾“长”高，在出场的布景后，他加了一条小板凳，让吕艾站在小板凳上与观众见面，在观众的第一印象里，吕艾果真“长”高了。洪森告诉吕艾，他是把“北京人”这个角色作为一种打开黑暗之门的力量来处理的。

吕艾演过“北京人”后，走到哪里都有人开他的玩笑：“瞧，北京人来了。”

假扮夫妻投奔解放区

就在吕艾临毕业时，上级接到指示，说去中原解放区的路通了。听到此讯，吕艾激动万分。遵照上级指示，他们一行四人，先到重庆，刘光交代了接头暗号，每人发给一张通行证，要以重庆小职员的身份，乔装打扮上路。吕艾一看这个通行证，好家伙，光警察局和警察分局的大印就盖了9个。可见当时党组织办出境通行手续不易。

虽是一行四人，他们也装作互不认识。因为船上有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他们得处处小心，生怕露出破绽。一旦败露，杀头坐牢事小，组织上开辟的这条通往解放区的秘密通道就会断绝。他们是首批投奔解放区的先遣人员，上级给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先蹚蹚路，如果顺利，后面还有很多人要顺着这条路往解放区。

在路途中，特务紧紧跟随，寸步不离。快要到往解放区的接头地点时，他们互使眼色，借故先后离开。在一次吃饭时，吕艾把行李交给一个特务看管，说：“我肚子不舒服，不想吃大米，你给我看一下行李，我去那边买一碗面条。”特务不知是计，点头应允。吕艾三绕两拐，甩掉了尾巴，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来到约定地点。随后，吕艾把沿途情况和注意事项通过我电台告诉刘光，后来有300多名学生和青年经这条道路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在往解放区时，领导还交给吕艾一个任务，让他把十三旅某团长的爱人刘玉荷带到华北局。刘是共产党员，还是个孕妇，他感到责任重大。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让他俩假扮夫妻。吕艾套上半旧的西装，扮作教授；刘穿上旗袍，扮成太太，就同路北上了。临行前，他俩就把双方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亲属关系、结婚时间、地点，连介绍人、主婚人都编好背熟，组织上又给他们办好了各个证件，以应付沿途盘查。

到信阳火车站，吕艾发现假太太刘玉荷拿的是个红包袱，觉得与她的身份不符，就忙把她拉到僻静处，让她处理一下。她解开包袱，吕艾一看，大吃一惊。他俩假扮夫妻应付盘查的草稿，还在里面。他急忙跑到厕所，在红包袱上缠上一块砖，扔进粪池，这才上了火车。

在车厢里，假太太突然叫道：“老吕同志。”吕艾急出一身冷汗，忙教训她：“太太，咱俩结婚一年多了，你怎么还是改不过来口？叫老吕，叫宏志，都行，怎么叫我老吕同志呢？多别扭啊。”这话是让旅客听的。假太太自知失口，忙抱歉道：“你别生气，我以后改。”由于天热，假太太不习惯穿旗袍，一直提起来走路。吕艾就悄悄提醒她：“注意身份。”因时刻警惕，他们才没出事。

到新乡后，国民党宪兵上车检查，大声呵斥道：“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不是新四军、共产党？”吕艾沉着冷静，回道：“我原在重庆教书，因北平高薪诚聘，我是偕夫人去北平的。”宪兵又问：“有护照吗？”“有。”吕艾大模大样地把护照亮出来。宪兵一看证件上有教授二字，忙点头哈腰，表示歉意。就这样，吕艾这对假夫妻经信阳、许昌、郑州、新乡、安阳，最后到达解放区邯郸。

任冀鲁豫文工团团长兼编导

1945年5月，吕艾来到中原解放区，任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文工队编导、冀鲁豫边区文联剧委会副主任。1946年10月，他到冀鲁豫边区工作。1947年1月，他又到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工作，担任军区文工团团长兼编导、《演唱杂志》主编。

1946年冬，吕艾创作了中型话剧《蒋介石夜梦袁世凯》，发表在1946年《平原文艺》上。1947年秋，他创作了话剧《变天账》，该剧演出后受到群众欢迎，并获冀鲁豫边区党委颁发的一等奖，剧本由冀鲁豫书店出版发行。

1948年1月，吕艾与周雁如创作了大型话剧《吕堤事件》，又名《搬石头》，意喻搬掉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石头。此剧是冀鲁豫文工团自己创作的第一个大型话剧。该剧由冀鲁豫文工团、冀南文工团在冀鲁豫一带分别巡回演出，轰动一时。

作者是含着眼泪写，印刷厂工人是含着眼泪排版，剧团演员是含着眼泪演，常常是一边捡字排版、一边排演。演出中，观众被生动感人的情节所打动，台下经常是哭声一片，自发地喊出“打倒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长达6个小时的演出，竟无一人退场。

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剧本由冀鲁豫书店出版发行，1989年还被选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冀鲁豫文学作品选》。

鹤壁市文学艺术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吕艾先后在平原省文联、河南省文联工作，任专业作家。鹤壁1957年建市后，吕艾第二年就从省城来到鹤壁，支援新兴煤炭城市建设，曾任市第一届文联主席，《鹤壁文艺》主编。

1964年7月，由吕艾等编剧、牛得草等主演、市豫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豫剧《煤城双鹰》参加河南省现代戏会演，受到广泛好评，被评为全省五个好戏之一。《河南日报》专门发表评论，称赞该剧。

吕艾还深入煤矿，与马飞一起写出了电影纪录片剧本《煤巷快速掘进》，发表在1960年《电影创作》并被拍成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对宣传新兴煤城起到了良好作用。

吕艾在担任鹤壁市文联主席期间，把鹤壁市的各项文艺创作和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他主办的《鹤壁文艺》刊物，繁荣了鹤壁市的文艺创作，培养了许多文艺作者。每天来文联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他多次请刘真、史国良、赵明明、南丁、青勃、段荃法、王大海、郑克西、徐慎等名作家、名画家、书法家、戏剧家来我市讲学，并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受到市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赞扬和好评。

吕艾还是一位伯乐，善于发现人才，敢于提拔人才。每当他看到我市有人发表处女作，他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了新星，感到惊喜、兴奋。鹤壁市有一个业余作者，写诗在省内外有了影响，被吕艾看好，没等他大学毕业，就向市领导破格举荐其担任市文联副主席。有一个工人业余作者，在《河南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吕艾就把他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当编辑。

吕艾所发现、指教、帮助和关心的文学作者，如“文革”前的李志林、石凤举、冯庚辰、张灵固以及“文革”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文学新人，都经常在国家、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出书著说，成为鹤壁市文艺界的佼佼者。

吕艾对繁荣鹤壁市文学艺术的贡献，显赫卓著，有口皆碑。1983年至1991年，吕艾被选为鹤壁市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花甲之年写长篇小说《山东大汉》

1990年4月24日上午11时30分，《山东大汉》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这部共22章、43万字的长篇小说，光稿纸就写了1434页，摞起来厚厚的一大叠，像一座小山。

这43万字，都是吕艾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为怕遗失，他又让妻子岳秀云抄了一个副本，可见其中所花费的心血。这对于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何况他又患有青光眼，视力严重下降。

吕艾痴迷文学，创作勤奋，一生写出了大量剧本和诗歌，晚年仍笔耕不辍，坚持写作，因手颤抖不能在桌子上写，他就在膝盖上写。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吕艾离休后，在家里闲不住，每天静下心来，便回忆起自己曲折坎坷的一生，往事历历在目，浮上心头，如在昨天，挥之不去。他忍不住想把它写出来，于是便有了创作长篇小说《山东大汉》的念头。从1988年开始动笔，到1990年4月完稿，整整写了两年多时间。

小说写的是一群山东流亡学生，以邓天都为代表，从1939年到1989年50年间的奋斗历程。他们背井离乡，历尽艰辛，受尽委屈，但追求革命理想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小说分北北、奇遇、初春、别离、路漫漫、俊鸟出笼、同仇人同行、到中原以后、日日夜夜、化装去华北局的途中、中原突围后的路上、归乡、葬父、为什么不比太阳、大写的人、在黄河滩上等22章。

因为小说写的大都是吕艾所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其中也有他本人的影子，所以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血肉丰满，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跌宕起伏、感人至深。

吕艾与老伴

吕艾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后不久，还没有看到出版，便因病住进了医院，谁知这一住就是整整8年，再也没有回到他酷爱了大半生的书房……

2003年9月29日上午10时，吕艾那颗为冀鲁豫以及鹤壁市的文化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鹤壁市文学艺术界人士闻知无不悲痛、怀念。